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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丽话题 董云龙 “姚丽事件”一时间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所谓“姚丽事件”，是指发生在大庆市建设银行系统的这样一件事：去年7月9日，储蓄员姚丽所在的储蓄所遭两名歹徒抢劫，在报警未果的情况下，姚丽与之周旋，以较小的损失�；ち艘械木薅畈撇�，却因“未能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于8月初被分行领导给予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姚丽不服，向所在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该委于11月8日裁决，撤销分行的处分决定，恢复姚丽公职；分行不服，上诉到所在城区法院，区法院一审判决结果支持区劳动争议仲裁；分行又不服，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今年3月1日二审开庭，当庭宣判不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撤销“关于开除姚丽公职的处分决定”。3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这宗官司，引起全国舆论关注；3月22日建行大庆分行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开除姚丽党籍，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由姚补偿歹徒从她手中抢走的1.3万元钱……显然，若无传媒的介入，这只是一件并不鲜见的劳动争议案。因此，与其说是“姚丽事件”，不如说是“姚丽问题”或“姚丽话题”更确切。 由“姚丽话题”我想到的是：对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通常我们喜欢用“有目共睹”来表述，其实这个表述是很不完全的。林立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百分之多少的递增率，这些“有目共睹”的物质文明建设成就固然是令人欣喜的，而思想解放带来的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和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这些扪之无形的精神文明建设成就，更是令人欣慰的。社会各界关于“姚丽事件”发表的占压倒性的意见，就是这种无形成果的生动展示。 请看，建行大庆分行的某些领导批判姚丽是何等慷慨激昂：“姚丽是狗熊，是银行系统的叛徒！”败诉之后他们拒不认错，制作的自我辩护材料《对景园储蓄所被抢案件的几点看法》，仍然“大义凛然”地宣称他们是“力图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处理，在职工中倡导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在党员中弘扬以党和人民的、国家利益为重的崇高境界，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敢于向邪恶势力斗争的正气”。对于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说，要是搁在20多年前，谁都不以为非，即使感觉味道不正，也只能退避三舍缄口不言。然而，现在不同了，整个社会大环境变了，不论是官方(劳动仲裁委、两级法院)，半官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接受记者采访的同志、中央与地方许多机关报)，还是民间各行各业的人们，不支持建行大庆分行领导的做法与说法，为姚丽鸣不平的意见显然占优势。在我所看到的以此为话题展开讨论的传媒中，以本埠一家日报3月25日“都市客厅”版的言论最有代表性。参加讨论的有社会学家、律师、教师、公务员和两位职员，除一位职员之外，大家都认为姚丽的反应是无可指责的，甚至应当受到表扬。 在人们的观念中，最突出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大多数人现在都认为国家利益不仅指国家财产，公民的生命安全应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漠视人的生命。汪四清说得好：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提倡“舍生取义”，但这个“义”有讲究，这个“义”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大义，比如黄继光若不舍身堵枪眼就会有更多的人牺牲，因此他的这个“义”是必须的，有价值的；无意义的牺牲并不是“义”的表现。他进一步说，对“义”的误解可能造成某种悲剧，若这种所谓的“义”与“贞节”一样成为压在我们身上的牌坊的话，那么我们构筑的不是所谓社会正气，而是一种恐怖！许多人都谈到，我们提倡见义勇为，但“勇”并不排斥智，不能要人们“不惜一切”，不讲策略，应尽可能把代价减少到最低。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界定及其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的不同要求，人们的认识也有了明晰的区分。一个储蓄员与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专司保卫的保安员，他们的职业要求应当是不同的。此案中，银行领导层有职责安装有效的报警系统、配备经过防暴训练的保安员，并按规定的男女比例安排上岗职员，他们若不这样做便是失职，便应承担遭劫受损的责任。用教师林襄江的话说，“银行不承担这种责任，却指责职员不舍命保财产，这是银行管理层可耻的表现�！闭庵只谏缁岱止ず腿ㄔ鸲杂υ虻脑鹑我馐�，难道不是我们“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合理基础吗？ 特别是，人们虽然不都是法学专家，不能使用“人身权高于财产权”这类法律术语，但他们能用法治的眼光来审视事件评判是非。有人指出，银行领导在未召开职代会的情况下就作出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这不是依法办事；有人指出，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仍不让姚丽上班(直到中央传媒介入)，是藐视法律，已经足以构成违法；有人质疑分行领导现在要所有职工签订类似于“生死合同”的《安全保卫责任书》，是否合法？ 精神天地的鸢飞鱼跃是我们民族生机勃勃的表现，思想世界的更新与进步，是我们民族创造活力的源泉。检视20多年来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这些无形的成果，使我们对祖国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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