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其实我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数字，我手里有一个板，这是从1982年到2005年统计的一个出生性别比。1982年的时候是一百个女婴，同时产生108点多的男婴，但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18.58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实际我们从80年代初开始产生计划生育政策，我能不能来判断，说现在这样一个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跟现行的人口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赵白鸽：现行的人口政策跟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呢？我想用三组数据来说，我不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个请大家看一下，整个出生性别比的问题，不是在中国实行人口政策以后，中国实行人口政策，我们计划生育政策是在80年代，可是这个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大概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出现，就是选择男性偏好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我想给你的情况介绍，目前世界上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南韩，这两个国家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仍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主持人：他们也高吗？高到什么程度？ 　　

　　赵白鸽：也高。印度非常严重，他们测算到2020年可能有五千万。 　

　　主持人：就是光棍比我们还多，是这意思。 　　

　　赵白鸽：对，这个是根据国际上的报道数据，南韩是一个很工业化的国家，但是由于亚洲地区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那样一个国家也同样存在着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问题。我还想说一点，在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比方像北京、天津和上海，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很多就是一孩政策，可是那个性别比比起我们的中部地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们的生育政策跟它毫无关系，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影响，它的影响在哪里呢？由于对人口数量或者家庭规模的限制，可能使公众在性别选择方面有更多的急迫性和紧迫性。 　　

　　主持人：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调整？ 　　

　　赵白鸽：你说的调整，所以我要问你调整是什么？ 　　

　　主持人：比如说农村那些你生两个，这样可以选择男女，我想这个比例可能就更自然一些了。 　

　　赵白鸽：我想要告诉你一个情况，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即使是你说了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个性别选择还仍然会存在的，还仍然会存在。我觉得整个政策调整不完全是指生育政策，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政策，比方女孩的就业问题，她的教育的问题、医疗问题，女孩的继承权的问题，特别是妇女的同工同酬政策的实施，当然，生育政策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改进。 　　

　　主持人：我做一个现场调查，年轻人都没结婚吧，想要女孩的举手，三个，想要男孩的举手，就两个。其他没举手的是不是都不想要孩子了？ 　　

　　观 众：顺其自然。 　　

　　主持人：顺其自然，男女都行的举手。刚才我也现场随机做了一个调查，当然绝大部分同学选择就是顺其自然，男女都一样，但是我想很多人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想要男孩的人多，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性别比，尤其是农村。因为确实从刚才的统计数字来看，农村也是出生性别比失调比较严重的地方。我知道赵主任不仅留过洋，在美国做过博士后，而且在农村待过四年，在江西待过四年，我想您可能在当地对农村人想要一个男孩这种体会更深，我们这儿也有一张照片，是您当时跟村里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儿时的玩伴，年轻时的玩伴，现在都老了。 　　

　　赵白鸽：义秀，她是我在江西万安县井冈山地区插队时候的一个农村时候的伙伴，跟我同一年出生的，1952年出生的，我今年春节去看她了。当时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师，她带我一起上山去砍柴，去水库上修水库，同时去码头上扛大包。 　　

　　主持人：当时多大年纪？ 　　

　　赵白鸽：16岁，那段经历给我很深刻的教育，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农村，作为一个农民不容易，特别作为一个农村的女孩不容易，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到今天还是像义秀一样在农村，我可能也会希望是一个男孩，为什么呢？因为她需要有劳动力下地干活，她需要有人挣工分，需要有人为她的养老保障提供一个家庭的支撑系统。我这次跟义秀聊天，我问她，我说你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你们想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告诉我四件事情，一个要有钱，就是致富，一个要健康，不生病，第三个要有一个有出息的孩子，第四个，要有保障，这个保障包括他们老了以后的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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