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四大典型特点
裙带严重、以权谋私、官商勾结、集体腐败，被视为东亚权贵资本的四大典型特点。
——政府权力私有化、国家经济家族化是东亚权贵资本集中体现。
菲律宾是东亚权贵资本的一个典型。军人出身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担任总统后，其夫人伊梅尔达被宣布为继承总统职位序列的第一人，此后伊梅尔达又计划把当省长的儿子栽培成为总统。总统夫妇两大家族的成员非富即贵，而军队中大部分高级将领都是总统的同乡伊洛戈省人。
印度尼西亚是东亚权贵资本的另一个典型，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视国家为自己的宗族、采邑和私产。苏哈托在印尼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其子女加上他们的配偶、族亲和表兄弟及苏哈托的孙辈们，几乎垄断了印尼的金融、汽车、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和房地产等所有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
——在诸多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政府权力过大与权力过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问题。
随着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从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又鼓励官员们和行政部门扩大对市场的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
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马科斯夫妇名下的资产至少相当于菲律宾国家3年的财政预算或40%的外债。另一位总统埃斯特拉达也因生活糜烂而被赶下台后，被起诉贪污受贿的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
——钱权交易、设租与寻租在东亚国家相当普遍，形成了本地私人资本、跨国资本和官僚的结合体。
在印尼，富商们投入大量资金发展企业，然后让执政者的亲戚在企业中位居要职，由此形成极小部分富商与政治权贵利益交织、互相利用、共存共荣的官商勾结体制。
在泰国，不健全的民主政治使政商关系日趋紧密。商界人士用金钱收买选票支持官僚政客竞选，官僚政客当选后则以社会公共资源回报资助者，这种投桃报李的风气愈演愈烈。为获取竞选资金，政客们利用权力索贿或贪污，或者与商界密友签订“君子协定”：商界密友先垫付竞选资金，政客则保证当选后把有利可图的工程等各种经济特权回馈商界密友。
韩国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主要资金是美国援助，执政的自由党则掌握着美援的分配权，企业要获得官价外汇、进口许可、银行贷款、原料物资等，必须通过行贿或为自由党提供“政治资金”。
——默许乃至纵容官僚阶层和执政党成员寻租致富，已成为当时东亚威权主义体制自我巩固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马来西亚，自20世纪70年代后新兴的马来统治集团为了达到其“重组社会”(即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实力、经商能力和收入水平，改变华人经济一支独秀的局面)的目标，积极干预市场，使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出现了执政党巫统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以及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党和政府的基干力量均参与了经济利益分肥，利用经济分肥来维持统治阶层内部稳定，借以稳定政坛秩序。
印尼苏哈托政权更是登峰造极，他上台后通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的“专业集团”。而专业集团既是为自己的私利垄断权力的工具，也是苏哈托集团手中掌握强有力的政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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