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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他一生所执着的独立与自由精神和民主与现代化事业却历久而弥新
2003年4月22日，杰出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停止了他的思想。
他离开人世，带着一个共和国公民的精神与光荣。
人们不会忘记，4年前有一个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50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他是一个革命老人，生前的最后职务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谦称自己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感受深一点而已�！彼⒈淼奈恼潞苌�，但几乎每篇都引人关注。他的写作，以自己的一生作为材料，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讲论我们所确知的，见证我们所看见的”，他见证的是，一个世纪里中国自由主义的艰难历程，见证的是，几代中国人孜孜寻求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他活了80岁。是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的儿子。在中学时，他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他最早接受的是《公民》、《八月的乡村》等书籍的启蒙，后来开始阅读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讲经济的。
他自称学经济纯粹是想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因为患肺炎，使他提前从燕京大学出来，先是到《新华日报》，解放战争开始后到延安新华社，编《参考资料》；建国初，写了许多著名的“观察家”文章，从抗美援朝时的《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亚非会议的《亚非会议的介绍》，到日内瓦会议的《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并为金日成和彭德怀起草了《告被俘人员书》。
他对国际事务的丰富知识和深刻洞见不仅帮助他成为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顾问，而且开拓了他思考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全球视野。世纪之交的时候，他告诫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目的。
在一篇纪念顾准先生的文章中，他自称是“一二·九”一代。他们这一代人，“从小一方面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有民主理想”，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高级的民主，共产主义是最高级的民主。他以为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带来个性的完全解放和充分发展。直到世纪末，他才知道，“这个任务实在太艰难了，干了一个世纪还没有完成，还得留到下个世纪去”；直到“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他才发现，“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从小的时候开始，李慎之就知道皇帝已经被推翻，但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他终于看清专制主义远没有成为历史。
“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8年，出于对毛泽东这番话的思考，他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言，结果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专政”下，他“战战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晚年的时候，他特别研究了捷克作家哈维尔的思想，写成了著名的《良心与主义》，力崇哈维尔的“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的“无权者的权力”。
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成功。在“五四运动”8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他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以理性精神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蒙昧主义，体现出以现代知识“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他还写下了《二十一世纪的忧思》、《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无权者的权力与反政治的政治》、《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迈入古稀之年后，从阅读顾准、纪念北大到研究哈维尔，他重新探索着一条“以民主的生活方式代替专制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中国的道路》。2001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他和何家栋合著的《中国的道路》，书的封面设计意味深长：漫天乌云，一个孤独的身影昂然挺立在地平线上，迎接天地之交的一缕光明。
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中国，物质的现代化取得了相当成就，但精神的现代化却屡遭挫折。中国的近代史，乃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
在一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这位无神论者表示，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他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他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多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人，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都能有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的建设工作。
慎之先生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是在2003年2月21日的“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他乐观地向与会者说，经过1840年以来160余年的探索和转型，特别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距离民主化已经不远了。
他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我们同样相信，造化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他一生所执着的独立与自由精神和民主与现代化事业却历久而弥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曹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