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对社会的“阅读能力”

　　余凌云教授曾任职公安大学，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要预防此类暴力袭警事件，执法部门首先要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

　　在闸北袭警案中，据犯罪嫌疑人杨佳交代，其犯罪动机与警方对其涉嫌自行车盗窃的处理不满有关。几乎同时，贵州瓮安袭警案则起源于一女大学生的尸体鉴定。

　　于海说，这些暴力犯罪均源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矛盾，如果小矛盾得以及时化解，悲剧就有可能不会上演，暴力袭警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切矛盾在被激发的早期就应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而不能任其发展直至无可收拾。”

　　邹荣指出，我们不难发现，近来发生的不少暴力袭警案中，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都与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服有关，民众为了宣泄某种不满而采取偏激行为所致，这一点值得充分重视。

　　首先，公安机关在案件处理程序上应增加透明度，有些能够公开的执法事务，不要讳莫如深。特别要强调的是，执法要以理服人，凸显柔性关怀，不能简单粗暴，特别是对那些外来打工者、小商小贩等的一些轻微违规违纪更多的是提倡教育，而绝不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凹词股蟛榻峁�站得住脚，还得看执法过程离透明和公开是否还有距离。总之，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坚持公平正义，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道路”。

　　其次，我国目前解决矛盾的机制是存在的，但如何发挥最大效用值得深入思考，执法部门要善于听取民众的呼声和诉求，“然而，目前，有些环节不但不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矛盾，对此，我们应好好加以研究。”因此，建议政府有关执法部门应加强自身对社会的“阅读能力”，关注公共利益，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诉求，真正将“执法为民”落到实处。

　　此外，对某些性格孤僻、容易走极端的个人的日常教育和引导，公安等执法人员面对他们时如何科学防范、有效化解等，也是一个严峻课题，切不可小事激成大祸，最终酿成悲剧。

　　“个人极端暴力”成新压力

　　近一个时期来，完全由一个人策划、筹备、实施的极端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安保专家认为，目前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现实危害程度超过恐怖主义，防范难度甚于反恐，可能成为今后社会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通常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往往起源于私愤，但其报复目标并不仅限于“利益直接相关人”，而出现报复目标泛化的趋势，进行“无差别伤害”。一种是将私愤放大到对某个部门和单位的仇恨，如云南瑞丽“427”爆炸案中，案犯就是因对交警扣押其摩托车不满，而采取炸民警值班室的方式进行报复，此次上�！�71”暴力袭警案也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则是将私愤放大到对社会的仇恨，报复社会，如造成17人死亡、40人受伤的温州“517”爆炸案，犯罪动机起因于赌博纠纷，但受害者中许多都是与犯罪嫌疑人素昧平生的无辜平民。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说，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相关。理论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进入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而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报复，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近期一系列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属于这类情况。

　　由于筹划、筹备直至实施都由个人完成，没有“上下家”和同伙，没有机构和组织指使，没有成文的行动策划，防范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难度相当大。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安全问题专家张家栋博士说，美国每年都要发生个人实施的校园枪击案件，日本东京秋叶原不久前也发生持刀砍人事件。我国近期出现的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受访专家建议，除了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设施的安保措施，提高重点人群和社会公众的安保意识之外，还要尽可能增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现力，注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亲和力，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

　　有专家指出，要在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发生前发现其企图，目前看来相当难，关键是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多研究、多采取一些化解“仇恨”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丹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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