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云南分公司所谓的“返航”事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本属企业内部的矛盾被激化为一起公共事件。事情闹大之后，无论是飞行员，还是相关航空公司，都选择了沉默应对社会质疑。而因担心旅游业利益受损，云南地方政府倒坐不住了。

　　这个事件最终该如何收尾，舆论很关心。不过，比之当事飞行员究竟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罚，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要对其行为的性质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

　　这起事件过程并不复杂。一群飞行员因为闹情绪，从出发地飞到各自的目的地上空后，又借故全部返航，使得众多旅客权益被严重侵犯，也导致出发地机场大量旅客滞留。飞行员们闹情绪，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流动不顺所致。而飞行员想“跳槽”，则是为不同体制的民航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所吸引，为物质利益所驱动。

　　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当中，自由人追求更高的合理合法物质财富回报，本无可厚非，但偏偏飞行员属于特殊人群——飞行员的自由流动与飞行员的培养体制之间存在双轨，与国有民航企业之间传统的劳动关系存在矛盾。因此，在民航业的市场化造成了飞行员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时，飞行员日益成为稀缺人才，而他们的“老东家”自然不肯轻易放行，任其自由流动。

　　近几年来，由飞行员“跳槽”所引发的官司与新闻并不鲜见，飞行员们集体“请病假”的事情也不止在一家航空公司出现。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原本在计划体制下相安无事的劳企双方，开始有了摩擦，乃至对簿公堂，成为公共事件。而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发生，也伤害了双方的感情。

　　面对飞行员十分紧缺的现实问题，有人认为，民航业主管部门应尽快放开国内飞行员培训门槛，并取消引入外籍飞行员的各种限制；同时，应严格限制国内航空公司引入飞机的速度，实行飞行员到位再引入飞机的机制。类似的意见都值得去听取，归根结底，唯有从根本上解决飞行员短缺的问题，才会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不过，飞行员纵然有再多理由，即便有再大的委屈，也不能无视旅客的权益，不能将旅客的安全抛在脑后。这一次的“返航”行为，是对于商业规则和职业精神的蔑视，是“挟乘客以逼公司”，其性质十分恶劣。在飞行员的收入已经远远高于社会平均薪酬的情况下，当事人在更高工资利益的驱使下，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对付”航空企业，完全背叛了起码的职业精神。

　　飞行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曾经有着深深的传统体制的烙印。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之时，脱胎于传统体制的飞行员群体当然不能忘却历史的纽带。飞行员与航空企业的纠纷，属于非典型的劳企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其“非典型”性，故飞行员们在求解矛盾的过程中，更必须恪守职业精神。如果只为一己之私利，而置众多旅客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种做派就显得很不磊落了。

　　(文/汪晓波；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