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军方面临抉择:土耳其模式或阿尔及利亚模式

　　2011年，浩大喧嚣的“阿拉伯之春”革命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拘押；两年后，另一场更喧嚣血腥的革命中，穆巴拉克这位埃及“最后的法老”被放了。两场革命，一进一出，穆巴拉克个人乃至埃及国家的命脉，都牢牢掌握在军人集团的手中。

　　不论是两年前抓穆巴拉克，还是近日抓穆兄会领导人巴迪亚，每到埃及的关键时刻登台亮相的都是军方，而他们也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军人集团应在埃及国家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功能？

　　自1952年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发动政变60年来，军队始终掌控着埃及。60多年来，埃及军方已经垄断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影响力渗透到埃及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这在中东地区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是因为中东地区历史上向来不乏军人干政甚至把政的国家，比如曾经的土耳其；特殊性则是指中东没有哪个国家的军方对国民生活有埃及军方那般渗入毛细血管的影响力——绝大多数埃及人至今深信只有军方才是埃及最后的希望。

　　手握重兵、又对国民有非凡的影响力，这对于埃及军方而言既是权力资产，也是政治压力。军方未来走什么路线，也就决定了埃及社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能否重拾安全稳定的关键。

　　眼下，摆在埃及军方面前的大致有两种选择：“土耳其模式”或“阿尔及利亚模式”。

　　所谓“土耳其模式”概括而言就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人集团隐身民选政府背后，为其保驾护航。只要伊斯兰政党势力稍有“抬头造反”倾向，军方就出面重拳整顿、收拾一番；待事态平稳后，军方再次退居幕后，重新将权力交给民选政府施政。在“土耳其模式”中，军人集团更多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该出手时才出手。

　　而在“阿尔及利亚模式”中，军人集团扮演的则更像是“当家人”的角色。1988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几场突发性革命事件，被国家军队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战线控制的民选政府被迫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放宽新闻监管和政治制度，允许伊斯兰教派与世俗党派一样自由发表言论，并可以参加竞选。1990年，混合着温和派和军事激进派的伊斯兰教党派——伊斯兰拯救阵线(FIS)横空出世，并一举拿下多场选举。直到这时，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将军们突然醒悟：若任其发展，伊斯兰拯救阵线很可能上台执政；若出面阻止打压，必落下“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骂名。几番权衡之后，阿尔及利亚军方决定“两手抓”。这也令伊斯兰势力抓住了机会，在1991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派赢得了231个席位中的188个，世俗派政党仅拿下15个席位，遭遇惨败。

　　如果历史只发展到这里，那么2012年赢得埃及大选的穆兄会就与20年前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略显不同的是，穆兄会至少上台执政了一年，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还未等到第二轮选举，就遭到军方的武力打压。

　　1992年，阿军方迫使民选总统下台，废除了民选制度，同时开始逮捕伊斯兰拯救阵线中没来得及出国或者转入地下活动的领导人。虽然军方承认一旦时局稍稳就将权力返还民选政府，但是他们在撒哈拉修建集中营，拘押伊斯兰拯救阵线中的数千名军事派成员。愤怒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成员开始了一系列城市暴动，双方陷入第一波流血冲突。阿军方随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伊斯兰反对派进行了血腥镇压，宣布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成功地将伊斯兰政党扫出政坛。军方的强力镇压，很快造成了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党派的分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极端，代价是阿尔及利亚随后陷入十年血腥内战，10余万阿平民被杀，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而当时，法国、美国也或明或暗地倾向支持阿军方，时任法国总理阿兰·朱佩甚至称阿军方举动为驱逐暴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眼下穆兄会与埃及军方的角力与20年前的阿尔及利亚如出一辙。一个多月来，埃及军方接连抓捕百余名穆兄会领导人，将他们囚禁在秘密场所，紧接着37名亲穆尔西的嫌犯离奇“集体死亡”，25名警察被伊斯兰武装分子仇杀，埃及舆论指责穆兄会是恐怖组织，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极端势力活动抬头，埃及国家陷入内战似乎也并非无可能。

　　那么，埃及军方是否会继续沿着当年阿军方的老路一条道走到黑吗？埃及是否会重蹈阿尔及利亚所谓的“黑暗十年时期”？

　　显然，对于埃及军方而言，如果选择“阿尔及利亚模式”，那么，埃及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动荡，而届时需要为动荡埋单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军队的将军们，他们大可以在动乱之中镇压反对派甚至极端势力，重塑自己更强大的“国家拯救者”形象。然而，内战伤痕与族群分裂将长久地烙在埃及身上。而如果选择“土耳其模式”，军方放下“当家人”的架式，谨慎当好“守夜人”，那么，经过几十年的民主进程后，埃及或有望走向土耳其式的世俗化政权道路。

　　孰重孰轻，埃及军方的将军们面临抉择！(陈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