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老师素怀敬意，想到要与他在节目中讨论助学问题，不免几分忐忑。节目做下来，对徐老师的胸怀、人品和学识感受颇深，尤其是他的这句：500亿需要希望工程做200多年！

　　创建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在无数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姑且抛开别的因素不说，仅从传播学、新闻学的角度看，也足资借鉴。“希望工程”四个字，形象生动，便于记忆，与“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体系”相比，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它的标志性照片“大眼睛”，没有任何注解，却打动无数人心。除此之外，希望工程最简单实用的宣传策略是连续不断的、配以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仅以500亿的十分之一，年轻的希望工程足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这其中，有效的宣传策略功不可没。

　　与希望工程相比，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体系责任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重。我的感受是责任之重，重如泰山；责任之重，任重而道远。500亿资金不可谓不多，但怎么用、如何用、用在哪，公众知之不多。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手段不多、宣传方法不新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在当新闻发言人期间，曾有一个梦想，要使这项又大又好的政策像希望工程。虽然希望工程是民间义举，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体系是国家政策，但都应该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此，我曾率采访团游走乡间、屡开新闻发布会，同时，请资助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来发布会现场现身说法，并和中国青年报联合发起“助学政策、助我成才”活动，进而策划主持了颁奖晚会，甚至不惜得罪强势媒体。我说：“媒体以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那些对国家政策包括资助困难学生这样大的政策不去宣传、不去传播的媒体，说轻了是无知，说重了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因此，背上了“媒体无知论”的骂名。

　　至今不悔。做了这期节目，深长思之，学习希望工程宣传谋略还不够。假如从头开始，我会把这项政策宣传得更好，再拜徐老师为师。一个曾经的职业的教育政策宣传员，在此表态，努力把如今的业余的教育政策宣传员工作做好，愿与同好共勉！

　　其实，所谓的媒体“无知”，责任不仅仅在媒体自身。如何让好的政策深入人心，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发布者认真反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