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转型期国家，中国政府把匡正市场机制的盲目性、滞后性作为"份内"之事。五年来颇有心得的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的有力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次较大起伏，随之经历了三次时间集中、规模和力度较大的宏观调控。第一次是1993年到1996年；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2年；第三次则是2003年下半年开始至今的新一轮宏观调控。

　　新一轮宏观调控，恰逢"十六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此轮调控显示出不同以往的诸多特点。而中国年均超过10%的平稳快速增长，既得益于29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迸发的体制活力，更与日臻完善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

　　宏观调控在不断校正经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着经济增长的"温度"，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宏观调控就没有今天平稳较快增长的经济奇迹；没有宏观调控，就没有今天"坐四望三"的GDP总量。

　　五年调控特点鲜明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从2001年下半年起开始回暖，经历了2002年的快速升温，到2003年下半年开始，为防止经济走向过热，新一轮宏观调控走上前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两次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显示出不同以往的诸多特点。

　　首先，本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施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宏观调控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和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发展始终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不是GDP的简单增长，而应该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即科学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这一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不是简单追求和保持"快"的增长速度，而是着力追求经济发展"好"的质量和"优"的结构。

　　第二，本轮宏观调控的目标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还是前两次宏观调控的实践，都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而这一次宏观调控旗帜鲜明地把"节能减排"和"优化经济结构"作为与四大目标并重的宏观调控目标，这是我国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新调控目标"。

　　第三，本轮宏观调控特别注意解决社会和民生难题，重视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低保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次调控过程中，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扶持政策，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终结了绵延2600多年的农业税，出台"两免三补"的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增幅大大提高。同时，加大了教育、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建设的投入力度，免除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面推进城镇和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大大缓解了上学难、看病难，以及鳏、寡、孤、独、残、老等困难群体生活难的问题。

　　第四，本轮宏观调控实施了"有保有压"的差别性调控策略，尽可能地避免了"一刀切"。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这一轮宏观调控采取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策略，对于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短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长线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项目采取限批或不予准入政策，进而保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双稳健"政策防止经济由"偏快"滑向过热。本轮宏观调控一改过去较长时期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了"双稳健"政策，甚至通过严守"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

　　第六，更加注重"组合拳"效应，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避免了过度的经济震荡。经济发展平稳是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而这得益于这一轮宏观调控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了抑制货币投放和过度的信贷投放，仅2007年就曾5次调整利率，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种"多步骤、微调整"的方式，不仅有利于避免剧烈调整可能带来的波动，而且有利于实现经济"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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