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暴涨，在事实上宣告了首次宏观调控主要目标的夭折。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如果从北京、深圳等地的情况来看，宏观调控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北京距离政策的制定者最近，却“顶风作案”，房价直超上海；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特区、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地方，房价上涨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一南一北两个城市，是宏观调控黯然神伤的两个代表：无论是政策因素还是市场因素，皆未能阻挡房价上涨的势头。

　　由此，人们寄希望于二次调控亦属顺理成章。有关方面对商品房空置率进行调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二次调控即将到来的前兆。北京市“房屋供不应求”的谎言下约12.7万套住宅没卖出去的事实，使得人们确信二次调控的到来，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有种深切的担忧。第一只鞋子落下后一切归于平静，倘若第二只鞋子落下后依然如此怎么办？对公众信心和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伤害却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的担忧并非毫无依据。就目前而言，导致首次调控失败的因素一个也没有少：

　　某些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依然站在地产食物链的最高端，炒房者紧随其后，他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清晰而明确。无论二次调控是只什么鞋子，神通广大的既得利益者，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使得鞋子最充分地接近自己理想中的模样。

　　首次调控过于原则，且未能充分利用二手房交易征税等利器，尽管不能确信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及开发商施加影响的结果，但至少，他们施加影响的冲动和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相对于公众而言，某些地方政府及开发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更为畅通和直接，由此，对二次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就不难想像。

　　以上是就调控政策的制定而言。至于落实环节，更是困难重重。钱颖一教授曾就激励与约束问题发表过精彩论述。若以此剖析首次调控失败的原因，亦能找到症结所在。

　　从激励的因素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房价必降无疑，GDP增速下滑也是必然的。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上级政策，反而可能在政绩考核中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倘若考核机制不变，又没有另外的激励机制予以弥补，地方政府执行宏观调控的动力在哪里呢？而地方政府的部分财源又从何而来？

　　从约束的因素来看，尽管宏观调控是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联手抵制的结果，但是，迄今为止，有哪个地方政府官员因为宏观调控不力受到了惩处？倒是那些逆流而上的某些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在房价飞涨中享受着GDP增长的额外激励。更何况，房地产业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一些腐败官员及其裙带人物也可以从房地产的繁荣中获取利益。

　　房价飞涨对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既然有此百利而害处不大，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然眼开眼闭，甚至推波助澜。唯一可能导致的恶果是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公众不满，而由于官员任期有限，使得这种矛盾极容易被忽略，而难以为地方政府制定、执行政策所考虑。

　　二次调控要想取得效果，必须认真研究首次调控夭折的症结所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否则，就可能重蹈覆辙。现在，无论是公众、开发商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怀着复杂的心态等待第二只鞋子落下。那么，在做好充足准备之前，第二只鞋子最好不要轻易落下。有关部门倒不如一手举着第二只鞋子——让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始终有所顾忌——一边认真落实一到两条政策，效果或许比二次调控更值得期待。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时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