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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关系呢？
在胡锦涛出访美国之前，中国方面就有人把这次访问定义为“定性之旅”。去年，美国方面就对华政策提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概念提出后，中国方面是加以认同的，并作出了正面的回应，更希望两国能够朝着这个概念的方向来深化关系。
在访问期间，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中国方面则想更进一步，如外交部长李肇星所说，中美两国是“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国家”还是“伙伴关系”都是建设性的。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必须朝着具有建设性的方向构建。两个大国的关系如果不是建设性的，不仅对两国的关系，而且对整个世界事务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不管怎样，“建设性”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必须达到的最低线，也是今后改善和提升这种关系的前提。
“利益相关者”对谁负责？
但传达出来的信息说明中美关系仍然难以定性。虽然中国认同美国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的提法，但对这个概念，中美双方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最核心的分歧是在“对谁负责？”这一问题上。
对美国方面来说，自然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负责，对西方负责，尤其对西方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负责。很多问题诸如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人权政治问题、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等等都是在这个责任领域展开的�；蛘咚担泄谒姓庑┓矫娴男形欠窈戏拦睦媸敲拦饬恐泄欠袷窃鹑喂业闹副�。
另一方面，随着自己的崛起，中国再三强调自己正在成为一个责任大国，但中国对责任有自己的定义。正如美国，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定义中美关系的时候，中国不仅有内部的考量，也有对自身的国际定位的考量。中国的定义不见得合乎美国的标准。这样，中国的一些国际行为经常被美国视为一种“不负责”，或者“负责不够”，甚至“威胁”。例如，近年来，中国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等国家的经贸关系尤其是和相关国家的石油外交有很大的发展。尽管中国这样做和美国并无关系，但经常被美国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对美国来说，中国和被美国视为是“敌人”的国家打交道就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可以看得出，中美两国在定义互相关系上开始趋向现实主义的态度。就美国方面来说，冷战结束以来，对华关系的定义变化不定，从“战略伙伴”到“战略竞争者”到“潜在的敌人”之间摇摆。这次，美国不再简单地作这样的定义。中国方面也是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急于要和美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这次，中国也不再强调这种提法。
相对来说，无论是“利益相关者”还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国家”，都是较具中性的概念，并且较为切合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者”是个动态的概念，就是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是在两国互动的动态中决定的。
中美两大国既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又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表明两国间的冲突和合作都是常态。双方现在都能够认同“共同的战略利益”或者“利益相关”，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那么在潜在的冲突方面呢？在如何对付潜在的冲突上，两国间互信的确立并不容易。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西方努力利用各种现有的制度机制来制约中国。随着中国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国际和区域性组织，美国西方的这一波努力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
美用“小北约”制约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谋求建立新的制度机制或者区域联盟来应付中国。在亚太地区，美国开始以美日联盟为核心，通过深化对印度、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加强对中国的制约。
美国甚至试图通过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利用北约来应付中国。在北约基本上完成制约俄国的战略后，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期望北约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美国的做法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内的一个从属于北约的亚洲“小北约”。无论美国的借口怎样，这个小北约的直接对象就是中国。
美国的这些战略举动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中国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美国的国际战略在增进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在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另外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
中国并不是没有办法来消化美国国际战略的消极后果。中国和周边国家已经成功地组织了没有美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促成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高度经济整合。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圈的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或者完全选择美国，或者完全选择中国。也就是说，美国要结成像冷战期间那样针对第三方的政治军事联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对中国也一样。
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区域或者国际联盟都会制造出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即一方的安全就是另一方的不安全。如果让这个安全困境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到最后双方都会成为受害者。
但既然经济上的整合已经为双方的互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双方就要努力在此基础上培养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互信�！袄嫦喙卣摺闭飧龈拍钜丫啡狭怂降墓餐�，那么如何把这些共同利益做大从而缩小冲突面，乃是两国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有当双方能够找到和建立遏止和解决潜在冲突的制度机制时，中美关系的性质才有可能加以界定。(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郑永年)
